柳礼桂，1928年出生，祖籍衡山石湾。早年肄业于湖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院，毕业于中原大学文艺学院。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。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成立初期曾参与附中筹建与招生工作，原广州美术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组长。

受访人：柳礼桂

采访人：王洋

摄像：孙濛 陈康

照相：孙濛 陈康
录音：陈康 王洋
采访时间：2018年7月11日

采访地点：广州美术学院昌岗校区

采访现场

访谈节录

艰苦的童年时光

柳氏家族我祖父这一系，老家是在衡山石湾农村。公公逝世前把家产分成四份，每个儿子一份。我的爸爸想继承父亲的围湖造田产业，就把店楼卖给大伯伯家，但是他的钱都用光了，他又欠了很多债。他就不能再支持下去。而且要债的人很多，他逼的没办法在家里躲又躲不住，只好跑到外面去。

正是在抗战开始时候，1938年到1939年抗战一开始，巩县兵工厂就被轰炸了，马上就迁到长沙、迁到湖南来。巩县兵工厂厂长是我大舅舅的儿子，叫李待琛。（据柳礼桂《我的坎坷一生——留给家人和同事的回忆》，李待琛父母都是留日的学生，父亲在他16岁时，带他到日本读中学四年，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，22岁又赴日本东京帝大攻读兵工科，成绩优秀，归国后在广东兵工厂和湖南兵工厂工作，曾任总工程师或厂长）他学问很高，搞战略研究评估的。......所以我妈妈就写信求他的太太、我那个表嫂，她其实比我妈妈年龄还大。我妈妈请求她给我爸爸找份工作，她说你赶快叫他来，她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长沙，很需要人手，又搬家，很多新的东西。那我爸爸就去了，做了那个兵工厂的一个部门负责人，就在运输组做会计出纳这方面的工作。他有工作了我们就放心了，从我们那里来长沙逃难的人，来我们家里借住的很多。

柳礼桂（第3排右4）家族1947年合影

到了1939年，在长沙已经发生大战。我们那里都乘船来拉壮丁的。中国的壮丁是很苦的，轮船一来，都是一个绳子，绑一个绳子，船上病倒的尸体、病号就丢在船上。到晚上弄个门板，两个人一抬就往那些野坟山里挖个坑埋了。我妈妈生了十个孩子，五个女儿五个儿子，但是只有一个小弟弟死了，就是我的小弟弟。我们家里一直成人的，有五个女儿，四个儿子。那个时候我的哥哥才十六七岁，都要准备抽壮丁，因为你四个儿子将来要抽丁的，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壮丁那样的下场，真是心里很苦的。

我妈妈是受很多因我爸爸逃难逃债的苦，人家骂我妈妈，侮辱我妈妈。她只有哭，没有办法。那时我们吃饭能有饭吃就不错了，没有油下锅。比如说有个哥哥钓一条鱼回来，我们在洞庭湖内湖边，都没有油来煎的，就稍微用点油磨一下锅。旁边有个叔叔，就笑我们吃红锅油的，说糟蹋这个鱼。所以我们生活很苦的。一直到抗战逃难，工厂从长沙转到烟溪镇。......逃难到了以后，我们就进了兵工厂。

帝国主义给我的第一个教育就是轰炸

第一次遇到轰炸，我印象很深，第一天好像大概是年底就是到冬天了，天已经冷了，放警报了我都不在学校里，就跑回家。刚好那天我爸爸就要出差，他就提前做了中午饭。空中警报的时候我们还在吃饭，马上紧急警报来了以后，赶快进防空洞，菜饭都没吃完，扔到桌子上就进到防空洞。进去以后这个飞机就来了，听了一会飞机走掉了，那都没有经验。还有一个工程师跑到洞外去看，飞机走了，我也跟着去看，我这个人喜欢跟着看热闹的。结果，一下子飞机从我们的山后飞出来了，我们赶快往那个洞里头跑。那个防空洞有个水池，一下子掉了进去，我也跑进去的，那时候防空洞还没修完的，我就站在最里面去了。

1938年日军轰炸后的长沙街头

这一次出来以后，有一颗炸弹就扔在我们防空洞的上面，那我们真是幸运，我进洞时是从一道门进去，出来时是爬出来的。幸好那时候炸弹还不太厉害，洞很大，一个就是我们的房屋的瓦全部都打的稀巴烂。我们那栋楼市是树皮盖的，破了几个洞，那玻璃窗全坏了。

这个炸的第一天以后，那个烟溪镇就是刚刚建才一年多，就从开辟到现在，很多逃难的人也跟着兵工厂来这里做生意，各种服务都在那里，结果全部被炸弹的大火烧了精光。看着大火，我们的家还算好，就是炸了毁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轰炸的规律就是隔一天来一次，第二天不会马上来。所以我们就大家商量不能躲防空洞。因为听说那个兵工厂厂长的办公室被炸了，厂长正好出差到四川去了，燃烧弹烧死了十几个人。所以这个防空洞建的厂房后面太危险了。我们就挑那种山谷里有荆棘的小路，农民的房子都不敢躲，背后有树林都不敢躲。找一个远离这个城市也离农村远一点地方，我们就躲在山谷里面。

我是亲自看到那个飞机、炸弹和燃烧弹，看着看着掉，那真是激起那种对日本的仇恨。那时候我们大炮也很少，又没有那么强，而且汉奸还特别多。所以经过这个轰炸兵工厂就不能开工了。因为你开工，日本飞机天天来干扰你，所以马上就停产。损失也不算太大，工厂区都有保护，都有做了很多假的厂房，而且都是靠山，所以还是保住了一些东西。但是停学了，这样一个（小学）学期还没读完就停学。

1938年日军轰炸后的长沙街头

兵工厂搬迁了，我爸爸一年多都见不了，他就要跟着兵工厂需要去选择新地方。我们家里过一段时间才知道兵工厂搬到了辰溪，就现在的旅游胜地的张家界那边了。在辰溪县的汉阳兵工厂也在那里，汉阳兵工厂也是很有名。就是当时还没有跟汉阳兵工厂合并，我们兵工厂的地址，就选择在辰溪的郊区，就是山的一边，一个叫孝坪的选了两个山洞，一个水洞，一个旱洞。把工厂里的发电设备就放在那个水洞里面，一个山洞有好几公里，五六公里长所以很宽大的，好几个车间都可以在里面。一些造枪造炮的就在旱洞里面。我就去了那个水洞里面，我爸爸有一次有任务去带领一个卡车，带着我们一起进到洞里看，那就是抬头也都望不到顶的，大得很。我们这个厂搬到辰溪以后就再没被炸过，但是帝国主义对我的第一个教育就是轰炸。

忙碌的行政工作

1953年，美院刚刚成立，10月开课，到1954年是大水，要去防汛，所有人都去。当时是自发的，没有谁号召成立防汛服务队，有些就画一个广告，贴到街上就起作用，用宣传画来动员群众。我们都上，那个时候我已经怀第二胎了，挺着个大肚子还到大堤上去防汛。所以你说又要防汛，又要招生，要建一个新学校，所以真是一个人忙得头昏脑胀。丢下工作去画画，我又做不出来，交给你的工作一定要好好完成。休息时间都没有，你还能画画？而且有了孩子以后有了家庭负担，虽然有保姆，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供给制，配备一个保姆，每人只有一点点零花钱，所以反贪也反不到我头上，我的房间是公开的，谁都可以进去，我又没有衣服。我的生活大家都看到眼里，我也不吃零食，我就几块钱零用钱，我都是买了书报，所以很容易解决。

1954年武汉防汛

胡一川来以后，真是内行，美院正规化工作很快做出效果、起了作用，这是很重要的。......回想他（胡一川）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候，他把关把得很好。你看这个真是争分夺秒的很快的行动，马上调查研究，到南方调查，马上十月份一定要开课，一定要上课。搭个席棚就开学了。而且他开学定的规则，都要讲普通话，不要讲地方话。都讲地方话这样不团结，所以我们一直坚持不搞派别。

胡一川夫妇

但是我实在是受不了行政工作太多了，我要是想当官的话，附中筹办的时候，我一方面做辅导科的辅导员，干一些具体工作。筹备的时候关山月是校长，张信让是副校长，我是秘书，就等于我是第三位，具体工作是我做，张信让既是党委委员，还要画画要上课，所以具体事务工作都推给我。一切的准备，附中筹建要准备的那些东西的时候，我和刘其敏去干。到北京去参观，1954年我去参观，那我还要去访问中央美术附中，请教他们的一些办学经验，还有一些材料从那里买回来，像那些石膏啊，都是我去采购。

那时我喂奶都没有时间，那个小孩的爸爸责怪我：你想饿死儿子啊！儿子哭到晚上11点钟，我都没有回去。不是一天如此，天天如此。晚上总结经验，提出问题都是商量，工作都是晚上开会，没有上班下班时间的，一清早你还没有起床，甚至你要睡懒觉的把你从床上惊起来，你要干活，我真是矛盾太多了。工作要完成，我忙得脑子都不清醒，看书都没时间。我以前很喜欢读书，根本没有时间看书。所以我就很烦恼那个时候，又要生孩子。开三八妇女节，关于节育我就提意见，我就说要给我们有一种措施来保护，不要老生孩子。

1955年面试王玉珏

（20世纪50年代，柳礼桂在武汉参与了中南美专附中筹建与招生工作，下文是2009年6月她对录取王玉珏的招生工作的一段回忆，节录于此供读者参考。王玉珏口述访谈资料请参阅：王玉珏：一点潇洒一点糊涂丨有温度的美术史之二十一）

1955年我参加了武汉考区的招生工作，除了文化课和专业考试过关之后，还要面试。这是学习苏联的经验，老师学生都是第一次採用。老师要事先阅读考生的表格和考试成绩，准备要进一步了解的一些情况，就是学生的综合素质。学美术是很重视视觉和感觉的，直面对象，一问一答，几个老师的观察一综合，可大体了解考生的思想、性格、爱好等素质情况。这是决定是否录取的一道重要关口。武汉考区的主考官是附中副校长张信让和陈少丰老师，其次有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业务高才生韩宝琳等。其他人记不清了，一排五六位老师坐在考台后面，其实这些老师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最大的也不超过三十岁，可就陈老师的大个子是河南佬，一口河南话，说起话来还慢慢的，他皮肤黝黑，显得苍老，考生见了免不得有些怯场，其实他是个很和蔼而幽默的人。

当我们叫到王玉珏时，一个笑容可掬，红润健康的女孩子很快地走进来站在我们面前，毫无拘谨之态，主考官问了一些家庭情况后，就问他为什么考美术附中，她直白是美术老师要她来考的。问她知道那些画家，她就一边回忆如“开国大典”的画家董希文，还有苏联画报（当时国内唯一的彩色报刊，而且很便宜）上看到过的列宾、苏里可夫等等讲了不少，问她平时还喜欢些什么？她很高兴的回答：喜欢唱歌、跳舞、朗诵诗、演戏等等，陈老师提出了，你能为我们朗诵一首诗好吗？她想了一下，就大大方方朗诵了一首中学课本上的新诗何其芳的《生活是多么广阔》。

少女时期的王玉珏

这首诗是颂扬青少年憧憬的诗，想想在广阔生活的海洋里，快乐的唱歌、跳舞、演戏、快乐的在农村、矿山、工厂……工作，“要在平凡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，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，以心发现心！”她神情并茂的朗诵，好像每句诗都成了她内心的追求，我们静静的听着，深受感动，接着又要求她表演一个舞蹈，没有伴奏，她表演了几个朝鲜舞的基本动作，也是有姿有态，陈老师悄悄的对我说：这妞中啊！她面试时间已经超出一般规定，可她那纯真、开朗、活泼的形象已在我脑子铭刻下来，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，报名时她原叫王淑贞，而第一届一位女生与她同名同姓，问她是否愿意改个名字，她答应了，入校后改名为王玉珏。

她入校之后，我也离开附中，考上北京人民大学研究班，两年后毕业回来，在马列教研组教学。正赶上反右运动，闹了一年，到1958年暑假迁校广州，又是大跃进，公社化运动，还要各学校自给自足，要我们制定生产自给计划。计划也没完成，又组织全院师生去参加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，全院除留下少量管理人员看校之外，全部混合编成四个大队，不分系和年级，分别到番禺、肇庆、新会、揭阳。我和梁世雄老师负责带揭阳大队，是最远的一队，下乡一是参加劳动，要达到下乡三分之一时数，二是参加公社化、大跃进宣传，编画村史，队史，家史，在村里当街口的路口墙面，画满了壁画，当时的劳动很重，如深翻改土，全靠手工锄头挖，到田里收割，还经常打着赤脚翻山越岭到梯田上去收割，运来回。开始放开肚皮吃干饭，没过些时就只有红薯了，在过些时只有红薯粥了。有的老师学生吃了反酸，闹胃病，吃不饱，一直到1959年元月我们才回学校。

柳礼桂自编回忆录

柳礼桂家中挂画

2019年广州美术学院开学典礼上，柳礼桂获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”纪念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