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逃难中学习美术
我小时候学画，主要是从6岁，我父亲参加国民党军队，去抗日了。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就逃难到香港，到了香港就没钱生活，更加没钱去读书了，我母亲就去做点小买卖。最苦的时候，讲起来真的很惨。在香港没钱，偶尔靠一些亲戚帮忙，但是你总不能靠人家。所以有一天（我这个印象也很深），我母亲带着我跑到九龙，我们住在香港九龙那边……那里有一个难民营，我母亲想带我去难民营，进难民营有得吃。但是一看就觉得好惨。我跟我母亲两个坐在那里看了整整一天，看那里面怎么样，原来打架、抢吃的东西，有些在太阳底下坐着杀虱子，都是跳蚤，很悲惨的。我母亲不敢进去，思想斗争了一天，坐在那里不敢进去，就带着我回来。 那时候没有得读书，什么事都没得干，我母亲就买了一些纸，一些笔教我学写字，她怕我荒废了学业。我那时6岁已经读到二年级了。后来再没事，就拿着瓦片在地上画画，从香港过海的轮船，有军舰，那时候很讲究军舰是什么特点，轮船是什么特点，就在地上画。再画香港好多新型的汽车，各种汽车，流线型汽车，双重巴士全都画，画完又画飞机。看小人书，就画文武生、花旦，这些随便就会画出来，也有点样子的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毕业到了智瑞(音)中学附小学校，就是受爱国主义教育最深的那个学校，那些比我高年级的同学，写很多美术字，也很吸引我……我总在那里看，各种各样的美术字我都学了。所以小学四年级以前，各种美术字我都会写。最后五年级补上一课，学了仿宋。从那些地方就学，后来又知道什么叫做写生，就是老师教的。 希冀国家富强
总是有一个思想，希望国家富强，希望国家真的快点强壮起来，壮大起来，不要给人家欺负了。这种愿望从八九岁的时候，就已经建立起来了。最典型的（是）我跟两个小朋友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喜欢美术字，才十岁左右，有两个小朋友加上我三个人，我在每人的这个地方写了“抗日”两个字。三个小朋友偷偷地写，回到家里拿一个针刺，就相当于纹身。现在还留下一个红斑在这里。就是因为这段经历激发了（我）坚决要跟日本人抵抗。后来给家里人发现了，他说如果你给日本人抓到了，连命都没有了，硬是把这两个字刷掉，现在留下一个红斑，就有一点点红在这里。 日本投降了，就回家乡……逃难就逃了七年，回到家乡的时候，那个心情真是很难形容，觉得每一个地方都可爱。每个地方都好像很亲切，非常宝贵。以前在日本人的手上，现在又回来了，多高兴，那种心情真的很难形容。 在华南文艺学院学习雕塑
（选择专业时）确实有个现实问题，经济没有来源，我父亲去坐牢，我母亲自己都顾不了，怎么可能有钱给我呢。我想经济条件那么差，算了不考油画了。我最喜欢油画和雕塑两样，雕塑、油画我都觉得有种神秘的感觉，是怎么搞出来的呢？总有一种神秘的感觉。雕塑也是，怎么能够做出来的呢？因为学雕塑不用钱，石膏粉是学校给的，泥巴不用钱。学油画就不得了，要好多钱。没钱。我在文艺学院的时候，其他同学都有一个水彩画箱，我都没钱买，就拿个画板去画水彩。人家都是有个水彩画箱，里面放颜色什么东西的，我没有。那个时候经济比较艰难一点，所以选了雕塑。 其实在文艺学院学雕塑时间很短，非常短，老师没有讲过怎么做，都没有教过，都是摸着做，看着人家这样做，我就这样做。但是有一条，那时候老师讲了一条要看边线，那是法国的方法。跟苏联的方法不一样，苏联的是从结构出发，从空间感觉出发。我们那个时候老是找边线，等于中国画里面讲的山行步步移，就是每转一点又不一样，转一点又不一样，所有的边线组成就是一个整体的，是这样的一个观念，也不能说是最好的方法。 木料的来源 我一共创作过两件木雕，一件是《珠江岸边》，一件是《水乡女民兵》，两件都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。 《珠江岸边》用的是楠木。楠木是很珍贵的一种木料，故宫维修的时候换下来的旧木头，不会变形。我们去得晚，木头几乎被其他学校买光了，我们学校才去买，买的一些都是很小块的。我这么大一个木雕，差不多用十块木头拼起来。不过也好，我跟一个木工师傅学会了怎么拼木头，拼得很好，拼得很舒服。后来那件（《水乡女民兵》）就不同了，学校给我30块钱向木雕家具厂去买木头。木头是一块多一斤，那块木头重105斤，一共要130多块钱。我说我没有钱的，学校才给我30块，我到哪里找100多块钱去买你这个木头呢。那工厂也很好说话，说这块算次品，29.9块卖给了我。 做雕塑是“不择手段”的
（1957年李汉仪与雕塑系教师同赴龙门、云冈考察古代雕塑）这一段生活我印象也很深。因为到现在都没人知道，没有给介绍出去。去龙门我们第一站是去巩县，去看礼佛图。到了巩县，我们借一个中学的教室午睡，午睡一起来，整个县城都淹了，去不了了，就马上去了龙门。
文化部曾派人去（龙门石窟）翻了一批雕塑，使得研究所很有意见。因为做这批翻模的时候损坏了原作，他们敲，很凶地敲，因为石膏抠得很紧。（研究所）就很有意见，以后不准翻。糟糕了，那我们想翻怎么办呢？他说不准翻就是不准翻，他是权威了。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，用泥来做外模。石膏咬得很紧，要撬，泥巴是软的，永远伤不了石头。我们开始做这么大一块浮雕压下去，把那个模拿出来就可以翻一个了。我们就是跟那个研究所商量了，我们这样行不行呢？他说这样好像还有点道理，还可以、还可以，让我们翻了。 ……后来我们发现，要合模的时候，一翻出来就有一条缝，那条缝有时候比较宽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在拼模的时候，把泥模拼起来的时候，把那些缝填了它。一填又不一样的，填下去的地方是滑的。因为那些石头经过多年的风化，都有一点点斑点之类的，它没有那个东西。我们想这样不行，就捡一些当地的石头，压压压，压回那些小起伏，跟原作一模一样了。 后来发展到什么呢？这个讲故事了，李祥美跟王福臻两个人。国庆十周年的时候，他去做雕塑，做了李闯王。他看到我们在翻模的时候，用石头印，效果蛮好，他做李闯王的时候也用石头印，那种特别的效果。潘鹤都看到了，所以他的《罢工》下面都是石头印的。这个就是技术、工具的变化，其实做雕塑是“不择手段”的，（或者说）择一切手段，好多都是偶然发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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