廖慧兰，广州美术学院教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196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附中， 1965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，毕业后至1979年曾在广东省电影公司担任美术编辑，1979年至2002年在广州美术学院附中任教兼专业教研室主任，正高职称，退休后从事雕塑创作。
受访人：廖慧兰
采访人：吕大江
摄像：卢其文
照相：卢其文
录音：吕大江
采访时间：2018年5月
采访地点：广州市海珠区小洲艺术村
采访现场
访谈节录
喜欢音乐，也喜欢美术
我有两个舅舅，是高剑父的学生，就是解放之前，二三十年代的省艺专、市艺专的学生，他们画了很多画，甚至素描。我妈妈是很喜欢美术，但是旧社会的妇女是没有机会的，嫁人就是出路，但是她把弟弟的画作、甚至素描，都贴在了家乡的屋梁、房间里，只要一转过来，一睁开眼就是画，所以我妈妈也很有天才。她唱歌画画，在农村里面办喜事，画枕头，她白描，帮别人描字，让人家绣，所以这种传统，遗传基因就直接影响了我，我也喜欢音乐，也喜欢美术。
廖慧兰工作室摆放的家族照片
那我喜欢美术是在什么情况下喜欢？就是1948年8月休学从家乡给我妈妈接到香港去。他们从事民主党派的活动，我爸爸是搞中国致公党民主党派的，那带我去，我就干家务事，就带妹妹。停学了，可是我很好学，我隔壁有一个中原印刷厂，印书还没有订装的书，只要有空我就去看。妈妈叫我去买菜，经过书店我看到书，看到插图，一站就忘记买菜。自己回到家里，只有我一有空，我就画插图，文学插图，那时候小学四年级，我对文学等等的认识程度还很肤浅，可是就这样勾起了对美术的兴趣。
廖慧兰创作的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像，现立于北京中国致公党中央办公大楼
伟大的国家应该有伟大的画家
从那之后我自觉地画，我爸爸看我这么重视，带我去见黄新波，他们是民主党派活动认识的，就说我的女儿画的画，你看看怎么指导？“好！”他用广州话说，他说这个不是跟谁学的问题，不是说哪种画种的问题，总之你画出瘾，画出瘾就可以了。他就这样指导我这个十一岁的女孩，后来我因为这句话和我自己本身喜欢，就真的成瘾。一直上初中，回到广州了，解放上六年级，上初中，小学老师很重视，成立美术组要我出墙报，到了初中越厉害，李云是广东省画院首批的老画家，他就说你学画画，我跟你争取一个大概十来平方的一个美术组，你们这两三个同学就在这里自己画，想画什么就画什么，下了课就去画。他没有怎么来指导，但是他经常表扬我的课堂作业，后来告诉我，武汉有一个中南美专附中招生了，你们去吧。
1953年中南美专大门
(中南音专的牌子在左侧、美专的牌子在右侧）
我去考了，中南五省八个考区，四十名，广州取了十三名，就我一个女孩，十二个男孩，我现在还想起，幸好老师把我挑上了，不然最后一个不是我的话，我可能就不会走这条道路。而且我觉得我是块料，所以老师没有挑选我也太可惜了。我很感激招生的陈秀莪老师，她是被派来广州招生的。学校在武昌，后来在学校里面开学典礼，胡一川院长，我是很喜欢这个院长，他很有一种动员的能力，而且充满了感情，他说的其中一句话我记得，“伟大的国家就应该有伟大的画家”。我想想，这个个人兴趣还跟国家命运连起来，是这样的吗？
后来看了很多苏联的油画，我觉得艺术真的是能为国家服务。那我本身就是因为解放前在香港受左翼文艺的影响，他们经常演《黄河大合唱》，演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《国际歌》，所以我自小这种革命心情是就受舅舅、表哥、妈妈、爸爸的影响，我是比较倾向于这种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人，从小就是觉得应该起到这种宣传鼓动的作用，能够让自己也警醒，让群众也能够警醒，所以我一直以来的创作都是比较贴近生活的。
雕塑够痛快
（选择版画专业时）当时是这样，因为受珂勒惠支的影响，我觉得她的艺术很有战斗性，很有力量，在二战中她起到世界范围的宣传，反饥饿，保卫儿童，父母在战死的儿子尸体面前祷告，非常之动人的，我是受她的影响选版画。另外我选版画之前，我还征求梁明诚的意见，他是高我一届的同学，我跟他特别要好，所以我说梁明诚你说我报什么专业好。“你的素描那么好，肯定报版画了。”我这么一听，好吧。但是其实我一进学校附中，每天从教室经过，（都路过）雕塑系饭堂。在武汉的时候，我就喜欢看雕塑，而且那些雕塑系的大哥大姐们也特别欢迎我，有时间我就去捏把雕塑，因为我做的构图什么的，他们很欣赏，所以他们说你学雕塑不错。但我还是报考了版画，想着在画版画的时候，又有时间捏雕塑。后来毕业以后工作，版画展览我也参加，雕塑展览我也参加。（梁明诚：从来没有动摇过搞雕塑丨有温度的美术史之七）
工作室一角：工具箱
有一次三八妇女节展览我拿了雕塑，拿了版画，廖冰兄找我到他家里去，他说这样吧，你也姓廖，我也姓廖，我叫你侄女。我说廖老师什么事情？他说，你版画成绩也好，雕塑成绩也好，但是一个人精力有限，好比一个聚光镜，如果你用聚光镜把太阳的光线聚光，能烧穿木头；你拿一个雨伞的话，太阳光就照不到木头了，说明了精力要相对集中，才能做得精，才能做得高。你选哪一项，我都支持。
我就回来想一想，是这个道理。那我要做聚光镜，我要选择一个我喜欢的做。后来想版画太麻烦，画了画，还要拿复印纸，刻出来的是相反，明明是右手拿筷子，变成左手。你要变成不是左手和右手，那就再翻来覆去的，刻出来相反、刻出来还要印。像黑白版画，你在桌子上抹，抹一个上午才印了一半张，如果大的话，水印木刻更难，如果五个颜色就五个版，还要套得准，套不准的话，比如脸部在这里，眼睛跑到这边来了。所以我想这个不痛快，雕塑很痛快，直接把泥巴拍上去，直接用棍子、手来捏，打十个直接的雕，那个撞击！就像我们开机关枪，或者是打山洞，很痛快的。我这个人喜欢痛快，干活如果能出大汗，能爽得很。
工作室一角：无名摆饰
我是梅县客家妇女，我在小时候在梅县待过十一年，奶奶是，我妈妈也是，篱笆都是她们弄，然后我们从小也跟着后面做点能做的劳动，有这种劳动锻炼。那天开幕式在梅州开幕，这个开幕式，这么大型的，二十个人物，五个圈，市长先让我讲话，然后就让梁明诚讲话，然后让市长讲话，我讲完以后，梁明诚说我现在才知道，廖慧兰是客家妇女，原来选雕塑是因为她喜欢劳动，不怕苦，不怕累。干这种活，比如从5月底到今年1月份完成这种大型创作，我有六个助手加上我，平均每个人要堆十几吨泥，这种体力劳动够了吧？虽然它是一点点加，但开始是一大堆加的，慢慢黏上去。那么这种体力劳动的工作，包括铜像出来了，它有接口，那打磨也是要我们自己。
做雕塑会忘记痛
我有一个教训。有一次，我的雕塑在重型机械厂做，做完以后，有个工人就好心帮我打磨，眉毛很有性格，竖起来——给我打掉了，你说心疼吗？
从那时候我就决心，这种工作，特别脸上的东西，不给工人碰，我自己来磨。那么这个雕塑大概3.1米高，最高的头部是我来统一的。你知道我腿不好，拐杖、轮椅出门，但是我觉得要把它完成，亲自把它完成。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对十九、十八世纪的文字资料也看得多，然后听也听得多，杰出的人物形象也多，还有我人物头像的功底比较好。我那个助手是刚刚毕业的雕塑系的学习，应该是身体不错，体力不错，也肯干，但是那种对人物的深刻那一面就不够，所以我怎么都要爬上去，但是做雕塑真的会忘记痛的。
工作室一角
谈附中教育：从基础到情感
在教学的同时，教学相长，你做的过程中，你首先要提高自己，要备课，自己要预先画，这个预先画或者是跟学生一起画，就不会说，光是空空的理论。虚的实的都要有，就是自己一边画，同时把我的作品跟学生一起摆在前面，一起观摩。你们哪里好，你们哪里失败了，我这张画为什么好，或者是我这张失败了，因为我多想了个问题，或者这样多余了、画多了，自己跟学生讲我失败在什么地方，这样的跟学生一起学习的过程中教学生。
上世纪80年代，廖慧兰辅导附中学生创作
你在示范作业，老师画得出来，讲得又到，又画得出来，他们就很佩服，就觉得这种教学方法效果要比你光讲要强很多倍。如果水平不高的老师，你说再多的理论，说到外国的理论都没有用，所以老师的学习成绩，老师专业上的成就，我觉得很能帮助老师教学效果，他加倍尊重你，相信你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老师光是口头理论，自己并不行，我觉得还不够。
说如何提高教学质量，老师应该率先，应该是优秀的艺术家，这样的话教学效果会好。王肇民也说过，在学生面前画示范作业，没有本事的人是不敢做的，他怕一画就变丑了，还显得自己丢脸，所以很多老师不敢一起画。王肇民做到了，我学王肇民先生，我也一起画，但是在一起画说明要什么，首先你的基础要好，首先你的手要熟练，首先你的审美要高，那么你在画和讲的时候，都能够说的理论和实践都能结合起来，不用怎么费力都能把学生教好，因为本身整个过程就是这样。
我想我在教学过程中，我会只抓两头，最好的表扬他为什么好，最不好的，我不会打击他，我就坐到他面前，手把手地教，你看你这样错在哪里，你这样的表现手法不对，这样画得太多了，脏了，你的想法太多，应该集中一点，然后教他们进步，他们一点点好处就表扬他们，不会在班上灰溜溜，所以这种学习气氛就不光是好的，中间的，不好的，队伍拉的太开了，互相比的话就会产生消极作用。
像老师在帮助，又帮又教又鼓励的话，他们就会有一种向上的感觉，就有自信心，画画就要有自信心，你看过我的画，我画出来都很肯定的，首先要自信心，自信心怎么来的，除了个性能够很自信之外，还要练习，光是忽略了，没本事也没用，那我的体会中就是说，这种学习气氛，学生下课都不愿意走，他觉得很有奔头，如果摆一个石膏，画吧，画一百个小时，然后空间、虚实、特色好一点，好，然后老师就走了，等一下说拿出来观摩。这样学生可能在画前思想是偷懒的，不知道自己的方向，不是他想偷懒，而不知道方向如何，另外也没有激起他的艺术感觉，这怎么画？所以艺术应该是从基础到情感，都要有体现。
作品欣赏
廖慧兰版画作品
黄遵宪先生纪念像，1985年
民俗专家钟敬文纪念像
梳妆中的渔家姑娘，1991年
50年代乡村放映员，2012
